轻松公益硬是给人“安排”了一个手术，50万

Original 黎宇琳共益资本论 2021-08-07

大病筹款平台再一次突破底线。

据《新安晚报》报道，轻松公益涉嫌在未经受助者同意的情况下，虚构、夸大受助人需求进行公开募捐。当事人罗女士告诉记者：“文案上写孩子还要再做骨髓移植手术，还要五十万左右，但实际上现在只是在进行药物治疗阶段，目前没有手术需要。”

轻松公益的募捐文本使用了“七实三虚”小说创作手法，虚假信息混杂在真实的病患案例之中。罗女士的孩子的确患有急病，在治疗期间经历了14次化疗、14次放疗，这些细节是真实的，但“要做骨髓移植手术”、“手术费50万元”则属于筹款平台（或者是临时工）虚构出来的病患需求。

事实上，尽管经济困难，但当事人罗女士其时并不打算向社会求助。据罗女士说，今年1月底，自称是“轻松筹工作人员”的高某多次主动联系她，说可以帮助她的孩子募捐，但罗女士明确表示拒绝。

随后，这位工作人员（一说是合作方）又提出，说有个公益项目，能直接资助罗女士5000元，但需要罗女士签订一份资助协议，并把孩子病情信息提交给北京微爱公益基金会。这次，罗女士同意了。

没想到，这是一个套路。

罗女士没细看协议条款，实际上，签了协议就等于授权筹款方使用病童的照片、患病信息等资料进行公开募捐。

如果只是单纯使用信息还罢了，可以用“沟通误会”来解释，但如果真像罗女士所说，筹款方虚构了病童的手术需求，并凭空捏造了50万的手术费，这就很恶劣了，涉及到最基本的职业操守问题，不仅让罗女士一家十分难堪，对于公众来说，也有骗捐的嫌疑。

这对公益行业也是一次伤害。

因为这次涉事的机构不是什么野鸡组织，是正规的公益机构。

轻松公益是民政部在2016年指定的首批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之一，由知名大病筹款平台“轻松筹”所发起；而此次事件另一个关联方，北京微爱公益基金会，也是一家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我们翻查微爱公益基金会的理事会名单，发现轻松筹两位核心创始人杨胤和于亮都在其中，杨胤还是基金会的理事长和法人代表。

▲轻松筹两位核心创始人杨胤和于亮都在名单中

也就是说，轻松筹创办了轻松公益，轻松筹也发起了微爱公益基金会。轻松筹的工作人员（或合作方）到医院扫楼推销轻松筹的业务，用户拒绝，就改让用户申请微爱公益基金会的资助，然后将其患病信息放到轻松公益平台上进行公开募捐。

这是一种关联交易。尽管法律并未明文规定，由同一家公司发起公募信息平台和公募基金会不能进行关联交易，但是两者之间的交易应该更为审慎和尽可能地做到信息公开，因为我们知道，这个规则在设计的时候，就是让公募信息平台与公募基金会之间相互监督的，但在这个案例里，两个主体成一家人，是左手与右手之间的关系，出事也就不奇怪了。

▲北京微爱公益基金会官方公众号账号信息

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，为什么工作人员在推销轻松筹的业务遭拒时，就改让用户申请微爱公益基金会的资助？

我推测：让用户使用轻松筹的业务，和让用户申请微爱公益基金会的资助，都可以实现同一个目标：获得病患的信息。

罗女士拒绝使用轻松筹进行募捐，很有可能就是不想公开个人患病信息，但她没想到的是，申请微爱公益基金会的资助，就等于公开了个人患病信息，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，而这枚硬币里藏着大病筹款平台的商业秘密。

这几年，大病筹款平台飞速发展，先是轻松筹一马当先，而后水滴筹后来居上，目前赴美上市在即。大病筹款平台这样大的发展动能，源自社会价值和商业利润的双轮驱动。他们构建了一个很巧妙的商业模式：先是搭建互联网筹款平台，通过帮人筹款获取流量，继而经营流量，如转而向捐助者推销商业保险，最后收取保险公司的费用。

这是经典的“羊毛出在猪身上，让狗来埋单”的第三方支付模型，是一个共益的模式，如果这一模式能跑通，会营造出一个多方皆好的局面：患病家庭得到了资金支持，捐助者为自己购买了商业保险，水滴与保险公司都赚钱。

这个模式最关键的一环在于获得流量——所有的平台经济，即通过促使两边或以上的人群互动、交流和交易来创造价值的经营方式都深度依赖流量，有了流量，才能沉淀用户，有了庞大的用户群，才有可能引来第三方支付。

但是，当流量成了硬指标，很多事情就不是那么可控了。

2019年底，“梨视频”以暗访的方式曝光水滴筹地推人员“对募捐金额填写随意，对求助者财产状况不加审核甚至有所隐瞒，对捐款用途缺乏监督”，舆论哗然。“人民日报”官方微博发表评论，称“这些做法每一次成功，都是对民众善心和好意的消解”。

▲水滴对地推人员进行绩效管理，截图来自梨视频

从水滴筹扫楼事件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地推人员是如何在业绩的驱使之下，有意引导、默许病人家属夸大病情；而在轻松公益此次虚构手术需求的事件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即便病患家庭自己不想夸大，“工作人员”也会帮他们夸大。

这未必是平台方的主观恶意，但是，平台方对流量的渴求传递给了每一个工作人员、或者合作方，激励也是跟着流量走的，因此，平台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归根到底，大病筹款平台必须控制自己获取流量的冲动，牺牲一定的发展速度，不然，一个理论上兼具了社会价值的商业模式，在实际中很有可能毁于层出不穷的丑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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